元春二年十月，復興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光復南方各州路，席卷天下的速度快的讓人不知所措，復興軍剛到，甚至還沒到，敵方就投降了。

真正制約復興軍收復南方諸地的不是兵力，而是運力，除了最開始打了幾場硬仗，越到后面推進的速度越快，局勢完全呈現(xiàn)出一邊倒的趨勢。

天下苦趙宋久矣！

尤其是襄樊、巴蜀、江淮地區(qū)，原先這幾處戰(zhàn)區(qū)都是抵抗蒙古大軍的最前線，數(shù)十年的征戰(zhàn)這些地方早就糜爛至極，雖然后來蒙古人被復興軍打退了，百姓獲得了短暫的休整，但是南宋君臣不該主動去招惹復興軍。

活在亂世的人，要求非常低，有口吃的，有個地方遮風避雨，有半件衣服蔽體，足矣。

先前和蒙古人打仗，那是因為蒙古人想要一統(tǒng)天下，是異族入侵，是被動的迎戰(zhàn)，‘因’在蒙古一方，然而這次和大明之間的戰(zhàn)爭，是朝廷率先打擊對方，是主動挑釁，‘因’在宋廷這一邊。

‘因’不同，‘果’自然不同，除了某些死忠份子，其他人差不多都是望風而降，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，早在兩國開戰(zhàn)之前，邊境地區(qū)就屢有宋民北逃。

新朝和南宋只有一江之隔，在蒙古人尚未退至草原時，雙方的關(guān)系有過一段短暫的‘蜜月期’，當時南宋并沒有明確禁止人員流動以及商業(yè)往來，主要是當初復興社占據(jù)的地盤太小，南宋君臣覺得復興社的發(fā)展?jié)摿τ邢蕖?

何況大家同為漢人，復興軍還接受了南宋冊封的虛銜，不僅官方貿(mào)易頻繁，民間貿(mào)易往來也很多。

雙方交流的多，新朝是什么樣邊境地區(qū)的民眾自然是心知肚明，俗話說沒有對比就沒有差距，老百姓即使在愚昧，心中還是有筆賬的，相較于落后腐朽的南宋，新朝的各項政策無不顯示，這是一個朝氣蓬勃，蒸蒸日上的嶄新的皇朝。

當然，這其中少不得復興社的功勞，孫子兵法有云，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，南宋百姓深受刀兵之害，復興軍的南進政策制定之初，就是以攻心為主，能少流血就少流血。

如果說一開始南宋百姓的投誠有部分原因是復興社造成的，但是隨著復興軍的推進，后面的投誠行為還真和復興社沒多大關(guān)系，只能說是時代的選擇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，任何妄圖不自量力阻止的人都將被毫不留情的碾壓成泥。

雖然南宋君臣在冥冥之中逃到了崖山，但是和歷史上不同的是，這次南宋君臣的反應并沒有歷史上那么激烈，繼續(xù)追隨理宗的人也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多，數(shù)十萬軍民投海的慘劇當然也不會發(fā)生。

不過理宗好歹也當了幾十年的皇帝，真心追隨他的大臣也不少，面對同族和面對異族南宋君臣的表現(xiàn)截然不同，以死明志的意向也沒有那么決絕。

歷史上崖山之戰(zhàn)十萬軍民之所以選擇跳海是由多種原因造成。

其一，大宋立國三百多年，一直秉持著與士大夫共天下的理念，未曾殺過一個文官，南宋君臣一路從臨安逃到了福州，之后又轉(zhuǎn)向廣東，最后在陸地上沒有立錐之地了，才選擇逃到了崖山海上。

追擊南宋朝廷的蒙古首領(lǐng)是張柔的兒子張弘范，雖然他是漢人，但是對付南宋君臣一點也不手軟，能夠一直跟著皇帝逃到崖山的幾乎全都是一幫硬骨頭，不乏慷慨就義，以死明志的決心。

其二，南宋和蒙古對抗的時間跨度長達五十多年，歷史上的蒙哥汗就戰(zhàn)死在了攻宋的途中，后續(xù)登基的蒙哥的弟弟忽必烈，不管他是為了制造恐慌也好，還是為哥哥報仇也罷，屠城是必不可少的，同時南宋皇族的血脈必然是要陪葬的。

其三，崖山之戰(zhàn)是海戰(zhàn)，而跟隨小皇帝逃到這里的將領(lǐng)大多是陸軍將領(lǐng)，不懂海戰(zhàn)，以至于船只被蒙軍燒毀大半，茫茫的大海上，船就是命，船沒了哪什么來與蒙古人拼死一搏，不過是早死和晚死的區(qū)別。

其四，宋末三杰之一的陸秀夫自覺逃脫無望，與其投降令皇帝遭受異族凌辱，丟盡最后一絲顏面，不如仗義持節(jié)，帶著小皇帝一死了之，想必陸秀夫跳海之前壓根就沒有考慮過年僅七歲的小皇帝的想法，即便問了，估計也不會如他所愿。